王立胜 | 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历史逻辑

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历史逻辑

王立胜 |文

中国的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又必然分阶段推进。新发展阶段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高级阶段，即不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环节和最后阶段，而且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发展的过渡性阶段。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网”思想理论-深度原创（2021.3.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经过70多年的奋斗，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准确理解新发展阶段，更好地把握新发展阶段的阶段性与历史方位，必须坚持“大历史观”，将其置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予以把握。

阶段性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特征

共产主义社会需要通过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到实践的自觉推进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历社会主义阶段。就总体而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在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必然随着时空条件的不同而呈阶段性。特别是在落后的不发达的国家，更需要在远景目标的指引下，通过执政党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制定诸多阶段性目标和采取阶段性措施，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提升对共产主义阶段性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基于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及其经济结构的发育程度的考察中，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应在欧洲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和陆续取得胜利的一般规律的结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发展又是分阶段的。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中又提出：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①。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低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实践，使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关注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地把资本主义制度被消灭以后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相互衔接、循序渐进的历史阶段：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1883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将共产主义的社会特征描述为：“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②可见，在具体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进而为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

共产主义运动的实现需要通过多个阶段性目标的递进完成。共产主义运动的阶段性目标在东方社会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相反，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这是因为，不发达国家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跨越“卡夫丁大峡谷”，但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超越生产的社会化阶段来建立社会主义。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③，决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只有经过若干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俄国也必须分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明确地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1920年，他又进一步把共产主义分为低级、中级、最高阶段，这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一个从片面、不成熟到全面、成熟的发展过程。列宁晚年还提出要区分“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等概念。

在共产主义目标的设定上，社会主义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的阶段性目标。如苏联在1920年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著名公式；朝鲜在1959年提出了“吃米饭、喝肉汤、穿绸缎、住瓦房”的小康生活目标；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饭前葡萄酒”的新农村建设目标。“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上又提出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性目标。在这些阶段性目标上，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分阶段目标，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目标，包括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基本小康、全面小康等具体目标。这些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层面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目标的必然环节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建立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基础之上的，生产力极端落后，要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不仅需要经历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阶段，而且社会主义也要分阶段进行，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发展生产力。

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近代以来，中国面临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在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任务上，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都曾努力尝试过自己的救国方案，但是在实践中都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最后，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最高纲领就明确提出，要分阶段完成共产主义目标，逐步朝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迈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历史条件下取得成功的，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实现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同年，在毛泽东作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判断后，党的八大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崭新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又深刻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④这就明确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区分开来。此后，在纠正“左”的错误过程中,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又提出，要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等新认识新思想。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出了明确的判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中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⑤这个判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阶段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就第一次系统概括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标志着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式形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应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其历史前提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我国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这就决定了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以达到或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长期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经过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962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的十二大把物质文明不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三大提出，从1956年起至少一百年时间，我国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出系统全面的论述；党的十六大再次明确提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新发展阶段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经历不同阶段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这些不同阶段的依次发展中逐渐完善起来，以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并迈入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多个发展阶段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体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我们党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980年前后，我国已建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87年4月，邓小平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随着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的提前完成，党的十五大报告又把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三步”具体化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17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未来30年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目标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多个发展阶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目标的完成又促使下一个阶段目标的开始。

新发展阶段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朝着更高级别阶段发展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新的量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不同阶段会呈现出相应的阶段性特征。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与七个分阶段。第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阶段，完成了“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第二个阶段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阶段，完成了实现温饱、达到小康、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分阶段目标；第三个阶段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由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分阶段目标组成。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是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宏愿的新阶段。可以说，新发展阶段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实现更高目标、实现更大发展的阶段。

新发展阶段具有初级阶段性与过渡性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务的关键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后阶段，也是实现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一个发展阶段。这决定了其不但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具有过渡性特征。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更高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⑦新发展阶段是在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没有变，但与以往的发展阶段相比，又具有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是立足新发展主题。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发展主题。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不但要求在宏观层面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循环畅通，以保证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合理和空间布局合理、经济平稳发展，还要求在具体层面确立完整的产业体系、网络化智能化现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不断提高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环境、人力、科技等生产要素的效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实现更高层面的社会公平正义。

二是确立新奋斗目标。新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体要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内的“五大文明”高度统一，实现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统一。

三是完成新发展任务。新发展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就是要到2035年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2021到2035这15年的时间内，又要历经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需要制定更为详细的分阶段性目标，以更加稳定有序地推进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并在这个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是贯穿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目标的实现需要新发展理念。这是因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切实解决新发展阶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战胜新发展阶段中的各种风险挑战。

五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六是适应新发展环境。新发展阶段要始终立足“两个大局”的发展环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新的国内环境。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的优势明显，但却面临经济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外部冲击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多重影响，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当今世界正经历政治经济秩序之变、科技与产业之变、治理之变，这些变化使原本就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形势增添了更大变数。虽然如此，但时与势仍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底气与信心。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推进的过渡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新发展阶段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阶段。这意味着新发展阶段之后的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的更高级别的阶段，新发展阶段就是促成我国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向更级别迈进的质的飞跃的阶段。

一方面，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进的结果。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目标的完成意味着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历史任务的完成，意味着近代以来两大历史任务的完成，并由此而进入到新的历史任务的发展阶段。如果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视为近代以来的总目标，那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目标，就是在“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期阶段目标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是前期阶段目标量的积累而促成的新发展阶段的部分质的飞跃。

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并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的过渡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务的完成，社会主义将进入到更高级别的阶段。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更高级别的阶段，是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的社会主义更高级别迈进的一个具有过渡性的准备阶段，这也说明新发展阶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积蓄力量，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其之后的更高阶段实现质的整体飞跃做好准备的阶段。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7页。

③《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7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⑦⑧《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首席专家。主要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出版《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等十多部个人著作；合著《崇高的中国精神：共和国英雄模范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精神》《新疆治理实践的过程论审视》；主编《新中国哲学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景实录》（三卷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等多部丛书和集刊。在《求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与探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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